信息化“为体”还是“为用”?

时间: 2006-03-13 09:13:48    来自:互联网周刊
 

    工业化把不变制度化,信息化要把变本身不变制度化 

    “如何对制度进行思考这个题目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试着评价和估计一下,在制度这个问题上,信息化有多大潜力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立场。或者说,信息化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到底建立在为体还是为用的限度上。

    将文献一路读下去,发现关于制度的各学科理论,其前沿如演进经济学、演进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演进博弈学习理论、认知逻辑理论都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生命演化。而我恰恰认为信息化是生命化。制度理论与信息化结论一旦在内核中相逢,将触发信息化理论的飞跃,引导人们在信息化为体的意义上谈制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把信息化仅仅当作制度的附庸。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将意味着信息化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以及更重要的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的改变,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由信息化理念引伸出信息化的制度理念

    生命化来解释信息化,在于将信息化理解为与机械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辅相成的有机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通过协调有机化,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

    “生命化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即DNA机理)导致系统自组织、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信息化的本质在于,将生命机制,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命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上的生命。从生命化的理念看,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它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所有信息化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注入DNA机制,使其活化的过程。比如说企业信息化,就是指搞活企业的意思。生命化,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

    如果承认信息化就是生命化,相应的信息化制度理念,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意思是说,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既然可以搞活企业,也可以搞活制度,如:与时俱进,随需应变,自我完善,创新发展,诸如此类)。这是信息化制度问题上,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大胆假设

    这个大胆假设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在于它是一个扬弃制度完备理性的命题。因此它是对传统工业化的理论叛逆。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经济学,按照其内在倾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完备理性的,论证制度通过体现完备理性的正式形式(如契约、组织、产权、法规等等),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交易费用(协调成本),试图用新古典主义消化制度经济学;另一类是扬弃完备理性的,在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研究制度与交易费用(协调成本)的关系。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与新古典主义渐行渐远的演进的观点,特别是与理性化相对峙的生命化的观点。汪丁丁、韦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希望搞信息化理论的人,多注意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路子,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比较正点
 
  信息化的制度逻辑:信息是重要的

    信息化在影响到这一或那一制度安排之前,首先改变了制度的逻辑。以往的逻辑,关心的是最佳制度安排,即最理性的制度,缺点是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因为从理念上就不认同绝对理性,所以它应当关心的是与时俱进本身,把制度理解为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样才能逼近信息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真实世界。

    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结构:活的制度如何可能?

    一旦不再把完备理性当作制度逻辑的中心,制度问题在元逻辑层面就将变成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信息化学者发现这一点之前,汪丁丁首先洞察到这一点。正是经由汪丁丁,我们才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一种认知和演进的因素,可以在制度逻辑理论创新中,为我所用。

    康德理论对制度逻辑的启发,在于他第一次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对理性进行认知考察这一点上。而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图式说。这一思路,正是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核心。它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当完备理性并不真实存在时,制度的普遍性如何保障;当感性上升为理性后,如何保持制度在选择和创新方面的灵活性。对制度来说,这意味着,当制度从现代性的绝对理性僵化状态,向信息化的活化状态转型时,活的制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按照元逻辑推论,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在于:第一,制度是面向现象的;第二,制度是演进的;第三,制度是创新的。当然,把制度的范式基础只追溯到康德,悬置了理性本身,没有做到从启蒙运动的源头上反思现代性的局限。这方面施特劳斯和伯林的理念更深入一些。我以前提出自由先于权利的观点,也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制度观,突显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价值取向所在。

    信息是重要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口号是制度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另一具现代性图腾。如果这里的制度,最终要回归新古典主义的完备理性假设上来,在信息化语境中,我认为重要的,就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对于制度来说,信息才是重要的。

    1、制度是认知的结果,是信息的流动与积淀过程。行为经济学的认知模式不光反映微观行为结构,而且反映宏观制度结构。制度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心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制度随时要从当下的情境中获得信息,同时要将这一信息同存储于系统框架(FRAME,相当于康德的图式)中的以往编码信息进行比对,以此方式进行评估,做出应对之策。信息化制度与工业化制度的不同在于,资源外部性越强(信息和知识程度越高)、环境越不确定,系统复杂程度越高,工业化的决策效能越低,而信息化的决策效能越高。以相对较低的决策成本,做出较多的正确决策,是信息化制度的主要优点。

    2、制度是习得的结果,是惯习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演进观点来看,制度是惯习和文化积累的结果,制度无法移植,就在于惯习和文化无法移植。信息化制度是学习型制度,在学习中与时俱进,不断演化。因此,信息化制度不光是对制度进行改革,而是把改革本身当作制度。

    3、制度是博弈的结果,是共同知识形成运用的过程。从博弈论学习理论的观点看,制度是人们在有限重复博弈中,不断形成和运用共同知识的结果。这种共同知识存在于一个具有编码解码功能的知识框架中,这个知识框架,就是图式或制度。它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

    理解信息化对于制度逻辑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对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来说:工业化把不变制度化,信息化要把制度化信息化要把变本身不变这一点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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